丁玲与母亲及《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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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权(中心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丁玲是我国现代出名女作家。在“五四”年代,丁玲以书写人的觉悟、女性的觉悟一鸣惊人。值得注意的是,她一贯敏锐捕捉社会风云激荡,时刻重视女性的独当一面,将之放置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宏阔视界中。本年逢其120周年诞辰,又值三八妇女节之际,再读丁玲文学著作,特别是她以自己母亲余曼贞为原型而发明的长篇小说《母亲》,回望母女二人前后相继的人生道路,可为当下供给启示和学习。
1936年,丁玲逃离国民党的软禁,经翻山越岭来到陕北保安,是第一个抵达中共中心苏区的出名作家,因而遭到热烈欢迎,毛泽东为之写下《临江仙》词,其间“昨日文小姐,今天武将军”一句尤为妇孺皆知。所谓“文小姐”不只以文学为业,并且身世书香世家。丁玲常说自己出世于“一个地主家庭”,实际上她的祖辈以及至亲的父舅叔伯都走读书取仕之路,归于传统士绅阶层。丁玲为人为文一直无法脱离早年耳濡目染的宗族文明气氛。
丁玲与母亲余曼贞
丁玲的父系蒋氏、母系余氏,都是湖南当地上的望族。她的父亲蒋保黔早逝,母亲余曼贞不管尘俗眼光奋起肄业,演绎了一部人生传奇。丁玲对母亲不惜赞许:“母亲终身的奋斗,对我也是最好的教育,她是一个刚强、热心、勤勉、尽力、能喫苦而又旷达的妇女,是一个巨大的母亲。”她的长篇小说《母亲》便以对自己影响至深的母亲为原型,女主人公“曼贞”更是直接与丁母同名。这部小说将年代、社会之变融入心灵史,既叙述女性生长故事,也呈现士绅文明衰落及转型的前史。身世传统士绅阶层却另觅新路的丁玲及母亲余曼贞,以实在阅历弥补、拓宽小说的幻想国际,让文学与实际之间构成有意味的对照。《母亲》的文本表里,有骁勇的叛变,有沉郁中的迟疑,有情不自禁的回想凝眸,有活跃深入的内省反思……沉淀着我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女性阅历,铸成气势恢宏的家国史诗。
1948年作家书屋版《母亲》
1937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版《母亲》
世家大族的“富贵梦”
丁玲原名蒋冰之,1904年出世在湖南常德临澧县。她在成年后,受“五四运动”的“废姓”风潮影响改名易姓。丁玲的父系蒋氏、母系余氏都是常德出名的大宗族。丁母余曼贞晚年写回想录(《丁母回想录》收入《丁玲全集》),把自己在余家生长以及嫁入蒋家的前几年年月称为“富贵梦”,既可见夸姣惬意,也可见夸姣易逝、究竟梦醒。
丁玲父亲蒋保黔地点的“安福蒋家”(临澧旧称“安福”)源源不绝,特别令人瞩目。明朝初年,蒋家先祖蒋官一因平定苗疆建功,落户于湘黔交界处,尔后后代繁殖。据丁玲说安福县蒋家是湘西一带远近出名的大户:
在我的爷爷年代,听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终究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道但凡安福县的大屋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
蒋家富甲一方由于广有田产房子商铺等,但更重要的是很多子弟读书应试、官宦辈出,确保着宗族的荣光连续。且不说安福县每年在正额之外特意给蒋家留出两个秀才名额,丁玲的几位近祖都是科场幸运儿,考取高阶功名出任重要官职。她的曾祖父蒋徵瑞考中进士,以二品官衔督办财赋。祖父蒋定礼考取拔贡,官至知府。到了父亲蒋保黔这一代遭受科举被废,损失原先的进身之阶,这个大宗族总算难认为继、走向败落。
丁母余曼贞的宗族虽不如蒋氏显赫,却也是诗礼传家的家世。丁玲的外祖父余泽春“是一个宿儒,后为拔贡,做过知府”,多年开馆教育,学生很多。后来即便担任云南知府、官从四品,日子上仍是尽量俭朴。这样的家庭气氛,为丁母的中年猛进打下了根柢:“我母亲年少得与哥哥弟弟同在家塾中读书,后又随她的姊姊们学习画画、写诗、吹箫、下棋、看小说,关于旧社会的女子无才就是德的规则,总算有了一点打破,为她后来进校园,在教育界奋斗十余年,以及熬过长时期的贫穷孤寡的日子打下了根底。”
余曼贞虽然自小家教严厉,幼年日子却并不单调。余泽春配偶视她为心肝宝贝,她常常伏于母亲膝头,听父亲叙述圣贤遗址。若家中宴客亲朋,必让她侍坐陪饮。父亲赏花时,她便碰杯相陪,“量可饮花雕七八斤”。不同于其他未出远门的闺阁女儿,余曼贞十来岁便跟从家人从常德来到云南,与任上的父亲团聚。一路南下,她才智了许多曾经从未见过的景色和风俗。抵达云南后,她玩伴很多,也常在父亲的书房中读书、承受教导。1942年,余曼贞编撰回想录时已是六十多岁的白叟,回想起那时的年月笔尖含情,温情的宗族日子实在是她心里的美丽景色。
蒋保黔迎娶余曼贞,从表面上看是一桩好婚姻。但余曼贞进入蒋家日子后,发现夫家的外强内弱:“(礼节)过繁而多虚伪,加之规划大而奢华”。蒋家伯父病逝,二伯落发,老公品性不坏却无力承当家业,处处弥漫着颓丧气味:“女则研讨刺绣,专务装修。男的嗜好尤多,争竞外局面。子弟取得一青襟,则弃书本矣。族丁数千口,出产日繁,无一忌惮者,其所谓梦生醉死者。”
客观看来,蒋保黔不是苟且偷安的花花公子,仅仅时运不济的不幸人。他十多岁中秀才,足见早慧。目击湖南鼓起留学风潮,他还曾想尽办法东渡日本肄业,由于身体患病、家庭经济等原因,不得不黯然抛弃。蒋保黔遭受科举废弃又未能跟上留学新潮,再加上鸦片摧垮身体,还在英年就撒手人寰。他生命的终究几年,根本靠变卖家产保持日子,心中必定充溢悲苦与无法。他临终关于丁玲母女,还有另一个尚在母胎的小生命——那时丁玲的弟弟还未出世,一定有放不下的惦念。
1923年,丁玲在常德。
余曼贞
从士绅女眷到现代独立女性
丁母余曼贞人生前三十年的“富贵梦”,由父亲的女儿、老公的妻子两部分构成,即便“富贵”种种,究竟只需士绅女眷的隶属身份。老公去世后,她“意外”进入女书院读书,逐渐成为教师、校长以及常德妇女运动的首领。余曼贞的阅历是一个传统闺秀的相貌一新,不只鼓舞丁玲的生长,也为她后来写《母亲》供给了足够的创意与资料。
1907年蒋保黔去世,生前留下不少债款,借主纷繁赶上门来。蒋氏宗族的叔伯兄弟缓慢寡妇孤女,颇有侵吞产业之势。屋漏偏逢连夜雨,在丧夫之痛的当口,余曼贞忽然又接到自己母亲去世的凶讯。一连串的冲击让她难以承受,乃至产生一死了之的主意。仅仅顾忌还有身孕,余曼贞有了一番方案:“如若解怀是女,决相从于地下。人生太无味了,惟怜此女(指丁玲——引者注)太作孽了。……曾经曾面嘱三姊,说我乐意将此女与弟作媳,情关手足,望善待之。”她仍是没能脱节旧观念,认为生下男丁才有活下去的含义。余曼贞在绝望中,还安排丁玲“与弟作媳”,做了一桩包办婚姻。殉夫、定亲这样的事,呈现在传统礼教之家的女性身上却是情有可原。正如茅盾读《母亲》,点评曼贞是“前一代女性”:“《母亲》的共同的异彩就是体现了‘前一代女性’怎样艰苦地在‘孤寂中挣扎’”,好像一座“心酸可是壮烈的留念碑”。不管实际中的余曼贞仍是丁玲小说里的曼贞,她们的对立、纠结生动反映了前史人物的实在与有限。
余曼贞予以重托的“弟”即丁玲的三舅余笠云。他自小精明强干,从日本学成归来,在家园兴办新学、慈善事业等,成了当地上的名人。余曼贞取得新式教育的时机,也很大程度上有赖余笠云的引导促进。他筹办常德女子师范书院期间,给服丧中的余曼贞写信阐明接收女学生的状况,令她大为振作:“我何不投考,与环境奋斗?自觉逢凶化吉,出路有一线之光亮。决定将全部难关打破。”
余曼贞带着丁玲与刚出世的幼子回来故乡,通过一番苦读、补习,如愿考入常德女子师范。余曼贞取得“女学生”身份,然后翻开新六合,有了自己的交际圈。她与同学向警予、蒋毅仁等互帮互助、友谊融融,结拜为七姐妹。丁玲对母亲与她的朋友们留下了深入回想:
到了春天,舅舅花园里的花简直都开了的时分,一天,母亲的朋友们又来做客了,七个人占坐了整个书楼。她们在那里向天礼拜,分发兰谱。……她们向天叩拜后,相互鞠躬道喜,我舅妈也来向她们恭喜。她们就在书楼上喝酒,凭栏赏花,畅谈整天,兴致淋漓,既热烈,又严厉,给咱们小孩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形象,使咱们对她们充溢了爱戴和仰慕。
这些女性间的往来或许未脱闺阁精致,但难能可贵的是能够自主挑选与谁往来、怎么往来。余曼贞的入学、游园、结交等日子种种,被丁玲以详尽笔触化入文学著作,也对她的心里产生耳濡目染的影响。
丁玲在或寄住舅舅家,或跟从母亲读书、求职的弯曲中,逐渐长大。1921年,丁玲受同学王剑虹鼓舞,起念去上海布衣女校就读。一贯前进的舅舅余笠云却拿出保守家长的架子,建议她中学毕业就与儿子完婚,不要到社会上出头露面。此刻此境,余曼贞站在女儿一边,认为得尊重丁玲自己的主意。余笠云请来族员协商,两边僵持不下,中间人也无法劝和。不久后的新年正月间,丁玲与几个同学不避男客闯入后花园,余笠云当众呵斥她不恪守男女礼防,大有借题发挥的意思。少年丁玲一气之下搬出余家,并且写了一篇文章痛骂舅舅是封建家长、不苟言笑的豪绅。常德《民国日报》隐去作者实在名字,刊登了这篇“檄文”,令余笠云分外动火。在剧烈的家庭抵触中,母亲没有直接与弟弟撕破脸皮,却慎重交予丁玲膏火与吩咐,促进她飞向自在宽广的六合。
丁玲谈起往事,由衷地感谢母亲,称她是“同志”“至交”:“咱们都认为我是犯上作乱,咱们都责怪我母亲对我的听任,可是我是多么自豪。”争夺自主是一个弯曲的进程,况且弱质。丁玲母女的自主,经由两代人的协作、接力。丁玲轰动文坛,成为出名作家已是后话;余曼贞从追求独立到满足女儿远走,已然不再是一个依靠家庭的“女眷”。
1911年,余曼贞(右一)在常德女子师范校园读书时与我国妇女革新前驱向警予(左三)等同班老友合影。
“写不完”的《母亲》
丁玲从小把母亲视为偶像,写一部与之相关的文学著作似乎是瓜熟蒂落的事。可是,以余曼贞为原型的《母亲》几经弯曲,终究没有写完。丁玲在发明这部小说的进程中,遭受劫持、软禁、酌量、顾忌……贯穿戴几十年的人生年月。按她开端的主意,《母亲》全篇约30万字左右,分为三部分,现在存世的却只需第一部以及一些残稿文字。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丁玲在《小说月报》宣布《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小说成名。特别是《莎菲女士的日记》裸露五四前锋女性的隐秘心里,其斗胆、狂狷的气势好像给文坛投下一颗炸弹,震动了很多读者和评论者。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丁玲重复书写“莎菲形式”,自我感觉进入了瓶颈期。老公胡也频献身后,她的政治观念敏捷产生改变,文学方面更产生了立异的激动。
《母亲》是丁玲在个人阅历与情感根底上调查并分析社会实际的产品。1931年,胡也频被国民党政府拘捕,旋即惨遭杀戮。丁玲强忍沉痛,将刚出世不久的儿子祖麟送回家园,与母亲同住了几天。这期间她佯装无事,听余曼贞讲了不少宗族里的新故事,目击了小城的改变。书写母亲及其宗族的主意,在她心里萌发了。1931年5月,丁玲在光华大学演讲时说到将来的写作方案:“我曾回家一次,为了我的发明,我很期望把家中的景象,详详细细弄个理解。”
不久恰逢《大陆新闻》修改楼适夷约稿,等待她写些实际主义体裁。趁着这个机缘,丁玲决意抛弃以往“很费劲的大段大段地描绘”,以“朴素与浅明一点”的办法进行发明。1932年,她以每天千字速度,开端在《大陆新闻》连载《母亲》。依据她的自述,小说的全体构思已然成形:“《母亲》原方案写三部……第一部写她入女校读书的奋斗,至一九一二年止。第二部是她从事教育事业的奋斗,至一九二七年止。第三部,写她在大革新中关于革新失利的欣然及对出路的神往,和在也频献身后为咱们育婴下一代的艰苦(或许这儿也搀杂写自己,写另一个母亲)。”很显然,丁玲将自己与母亲视为一体,有自觉承继母亲志趣的责任感。
《母亲》第一部叙述主人公曼贞丧夫、脱离夫家、进入书院的阅历,从晚清写到辛亥革新产生。丁玲一改此前拿手的自叙传办法,尽量铺陈宗族日子、描绘宗族所折射的年代、社会之变。小说中的两大宗族于氏、江氏谐音化姓,显着对应实际中的余、蒋两大宗族。在丁玲笔下,不同身份、年纪、位置、态度的人物纷繁开口说话。他们的对话相互弥补,让小说的爱情层次变得丰厚且开阔。如年事已高的下人倾向于回想江家旧日茂盛,老于记忆犹新江家老爷少年得志、担任高官,幺妈则絮絮说起死去的三爷十五岁就做了秀才,乡里艳羡。至于嫁到江家的曼贞这儿,却是天壤之别的感触。她着眼的是江家“金玉其外败絮其间”的实际境遇:“家里简直全部都是吃烟的……男人们成天到夜都躺着过日子,女性也跟着学。”
丁玲写《母亲》抛弃了惯用的意识流独白,而采纳全知叙事,小说的每一部分都呈现不同人物的视角。最初细细描绘幺妈、老于、秋蝉等下人世的唠嗑,阐明江家三爷去世、曼贞新寡的境况。忠心耿耿的幺妈悲叹三爷生前交友不慎、过分浪费。她还为曼贞仗义执言,呵斥素日里要好的亲朋毫无良知,提醒落发庭内部的摇摇欲坠。到第二章,曼贞与女儿小菡的视野聚集于灵灵坳村庄春景,小菡以童真的眼睛调查自然环境,不知担忧地自在游玩,也灵敏调查到大人心中、脸上的愁云笼罩。曼贞在幺妈的劝导下,总算有了生的期望,她既能以审美视角欣赏春景,也能从实利的视点将之转化成日子资料。在新芽萌发的温暖春景中,成人国际与幼童国际得到了较好的相融。小说的后半部分以曼贞的眼光来调查周遭国际,她回来娘家,在女书院里阅历精彩、别致的日子。直到辛亥革新风潮袭来,整个小城堕入惊骇,曼贞与宗族里的人严重而又茫然地迎来不行猜测的未来。
合理丁玲的写作渐至佳境,国民党政府以严控文艺之名查缴《大陆新闻》,致使《母亲》失去了宣布阵地。1933年5月,丁玲忽然被国民党间谍隐秘劫持,则完全打断了小说发明。在胡也频献身后,丁玲主编左联刊物《斗极》并参加共产党。她的家也成了党内活动的一个机关。国民党政府将机关损坏,一起将其拘捕。其时社会上传言纷繁,说丁玲被杀戮了。为制作社会舆论,为留念“被杀戮的文学家”,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很快为《母亲》出书单行本。我国民权保证同盟也出头反对政府,寻求国际友人的帮助。一时刻,丁玲失踪的事越闹越大,《母亲》作为“丁玲女士遗作”遭到广泛重视。
丁玲听闻自己留下“遗作”,想必五味杂陈。已然幸运逃出世天,《母亲》也应再续前情。大约1940至1944年,她着手再写《母亲》。这段时刻丁玲在陕甘宁边区文协,作业和日子都比较稳定清闲。可是时移世易,不管客观环境仍是人的心境都有了很大改变,她必然对自己的发明进行反思、调整。
1944年,《新民报》的记者赵超构跟从中外记者团来到延安并采访丁玲。赵超构说到一个很有意味的问题:作家应该怎么处理日子中的资料,才不使著作显示出“小资产阶层性”呢?丁玲答复比较爽性,“有必要站在大众的观念去写”。赵超构再问丁玲,认为自己曾经所写的著作是否还有存在价值,她稍有踌躇,用“观念不正确”来描述自己的旧作,又说道:“可是那些资料,仍是能够使用的。我方案将我早年所作关于我母亲的那本小说,用新的观念重写一本长篇小说。”丁玲再写《母亲》,已不满足于从前的调查、分析社会实际,而倾向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说话》精神来安排实际,从而发明实际。
《母亲》续篇没有揭露问世,直到丁玲晚年的秘书王增如在收拾丁玲遗物时才发现了一些残稿。这些文字纲举目张,还未及详尽地唐塞成文。对照丁玲曾自述的思路,残稿文字归于原方案的第三部。依照发明的先后顺序,丁玲极有或许写出了第二部的大纲或全部内容。从残稿内容来看,仍叙述以曼贞为中心的于家、江家的人物及故事。在《母亲》第一部着墨不多的两个人物于三老爷于云卿、江家江文彬,有了更为详细的打开。于云卿暗射余笠云,这个在第一部身为开通士绅、复兴宗族又引导曼贞走上新路的人物令人绝望地“黑化”了。他为获取产业不惜献身女儿、侄女,与曼贞、与族中亲属不睦,还闹到兄弟失和。江文彬在第一部中以多病的少爷形象一闪而过,当身体有所好转之后,他把家务交给妻子打理,自己进入省会书院肄业。虽然着墨不多,仍可见追求前进的士绅相貌。续作中的江文彬却被称作“地主兼商人、官僚”,行事荒淫、私通家丁乃至暴打家人,沦为一个薄情寡义的人物。
如果说《母亲》第一部“有意识地用我国文学的编制写的,像我国传统小说那样写的”,那么丁玲在延安续写之时重审家史及宗族员物。在她笔下士绅阶层的精英特点消失殆尽,残稿要点杰出布衣劳动者。其间的稽查员于佑明是一个此前从未呈现、但承载“新的观念”的人物。虽然他中学毕业,但并不认为稽查员的差事辱没了自己学得的常识,总是带着很浓的兴致去完结作业。“他认为即便拉人力车也是好的,只需靠自己。”残稿文字把更多的热心、期望倾注到曼贞身上。跟着1927年国民革新的产生,母亲“关于革新失利的欣然及对出路的神往”,预示着她思维更新,将以举动投入年代风云。
《母亲》没有写完有不行操控的客观因素,最主要的仍是丁玲自己的思维产生改变。从旧家庭中走出的“新人”被新的社会潮流招引,无暇细细追述往事:“我写的时分,没有写完,后来新的日子压上来了,该写新的东西了,就老放在那里了。”《母亲》的墨迹新旧纷歧,以回忆旧宗族的第一部与思维焕新的残稿见证着作家主体及其年代的改变。
综观《母亲》的文本表里,丁玲母女的人生道路前后相继。余曼贞从家庭女眷转型为独立职业女性,丁玲则在母亲助力下进入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肄业,后来成为作家、革新者、共产党人。如此两代人往往被誉为打破封建捆绑的叛变者,但不行忽视她们也受惠于旧宗族、与我国文明传统有斩不断的联络。
在左翼革新常识分子中,不独丁玲对老式家庭既决绝又回忆。20世纪30年代初,瞿秋白力排众议推重鲁迅杂文,点评其人其文是“绅士阶层的逆子贰臣”。鲁迅深认为然,赠予其“人生得一至交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句。“至交”“同怀”并非虚无缥缈的情不知所起,而是植根于相同的身世阅历。鲁、瞿都身世“败落户”,即衰落的士绅宗族子弟。鲁迅痛感“家道中落”,瞿秋白哀恸“一家星散”。他们承受马克思主义,在沉着上诀别过往,情感上却藕断丝连。20世纪我国革新史上,作为“逆子贰臣”的左翼文人一方面分裂传统,一方面与之血脉相连,谱写了我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且深邃的一页。
《光亮日报》(2024年03月08日 15版)
来历:光亮网-《光亮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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